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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后立即建社的刘安庄
2018-11-21 10:37
  

  刘安庄在天津市北郊区小淀乡。1951年冬到1952年春完成土改后,立即组建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华北局政策研究室派工作组负责小淀乡的土改和建社工作,由我任刘安庄小组副组长,组长在土改开始后不久就回原单位了,于是工作主要由我负责。这个村的土改和建社都很顺利,除了地主外都参加了农业社。土改后随即建社是什么原因?后来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搞得如何?多年,我总想去看看,但始终没有机会。36年过去了,最近才如愿以偿。为什么土改后农民愿意立即参加初级农业社这次到村里找了些当年参加土改和农业社的老农座谈,他们讲当时都自愿参加农业社主要有三条:第一,刘安庄人少地多,土改后许多农民没有牲口、农具和资金,甚至连锅都揭不开,分了土地愁得种不上,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克服困难。土改时,全村360户,2470人,1.56万亩土地,平均每人耕地6亩多。其中37户地主,占有9千多亩地,有一户周姓最大的地主占有土地4千亩。多数地主住在天津市区,他们出租一部分土地,主要雇山东的长短工种地。1950年天津发大水,刘安庄成了分洪区,颗粒无收。再加上即将土改,地主、富农趁机把牲口、农具都变卖了。1949年搞了一次“初步土改”,把最明显的大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但农民没有分到牲口、农具和粮食。1951年收成又不好,到土改时全村只剩下三、四十头牲口,主要又都是中农的。所以,不组织起来合作生产,许多农民很难自己战胜困难。第二,有机耕队为农业社服务,要求土地连片,而且每亩地又只收机耕费3角,这是促成建立初级农业社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设在天津的渤海农垦局曾在小淀建立了一个华北机耕试验站(有说是叫华北机耕合作实验区的),苏联专家还到小淀勘察过。机耕队在土改前就此宣传,中国农民也要像苏联农民那样走合作化、机械化的道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并且从1951年就曾为刘安庄农民机耕过一部分土地。起初,由于插花地太多,耕地质量差,收费又过高(一亩收30斤小麦),曾把机耕队赶跑过。但秋收后,凡是机耕过的土地,“庄稼长得像城墙”,农民又派人去请机耕队。到土改时,机耕队还派人参加了工作组,同农民建立了感情,又加机耕费降低,很受农民欢迎。第三,初级农业社适合农民这个小私有者的要求和利益,具体政策对头。在土改中,我们把分配的土地逐块落实到户,发给土地使用证(大城市郊区的土地收归国有)以后,接着就宣传组织起来,动员土改中有威望和能干的贫雇农发起成立初级农业社,宣传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着重讲解成立初级农业社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强调除地主以外都可以入社,并且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经商量研究,提出具体办法:每人可留一亩自留地,其余土地作股入社,保留使用权,退社可以带地;集体耕地种的收获物,除扣留百分之几的公积金、公益金以外,全部分配,分配比例土地40%,劳动60%;牲口、农具不入社,私有公用,用一天驴记10分工,骡子记15分工,参加劳动分红。男女同工同酬。公粮自己交。当时,讲了这些办法,让农民讨论,自愿选择入不入社。结果,全体贫雇农都入了社。中农内心不太愿意入社,但是经过土改,感到说不出反对全体贫雇农的话,只能跟着走。更重要的,他们感到办法可行,入社也不吃亏。因为,在这个土地多的村土地分红40%不算少,牲口还可计分分红。记得当时我还专门征求过中农的意见,讲清可以不入社。最后,他们还是都加入了。富农不是怕入社,而是怕入不上社。因为,在土改中没有把他们划成地主就谢天谢地了。如能入社,就认为是彻底保险了,所以,当宣布自愿报名入社时,出乎意料地他们都入了社。这次我到刘安庄又反复询问老农对36年前建社的意见和当时的思想,他们都说当时对党有报恩思想,除了想入社的好处外,没有想入社后会遇到什么问题,也没有感到什么压力。他们说,当时只有走组织起来的路,没有别的好办法。头一年办得好当时建立5个初级社。农民登记入社,投豆子选举产生农业社干部以后,首先调整插花地,使土地连片。在调换插花土地过程中,各社曾发生过土地好坏的争执,但经过合理搭配,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春耕开始后,工作组就离开了。据农民讲,当年粮食获得空前大丰收。年终分配:土地每亩分到90多斤,每个劳动日(10分工)分39.3斤粮。粮食多,社里无法过秤,家里无处放。交公粮时,粮站到处是刘安庄的农民。卖粮时,不管卖多少钱都争着卖给国营粮店,不卖给私商。当时,国营牌价玉米7.8分一斤,同市场差价不多。这一年,农业社和社员都添置了许多牲口和农具。现在,农民谈起初级社丰收的情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那么,初级社头一年为什么获得如此成功呢?农民讲:客观原因是,1950年分洪时把地淤肥了;1951年又没种好,地力得到充分休闲;1952年风调雨顺,又有机耕深翻。主观原因是,农民觉悟高,农业社管理得好。当时,农民是真干活,随叫随到,叫干啥就干啥,没有偷懒的。农业社有充分的自主权,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分多少、怎么分、卖多少,政府概不干涉,干部能够根据本村的具体情况和社员意见自行决定。在管理上也没什么奥秘,主要是:(1)干部公道能干,都参加劳动,作风民主,误工没有补贴,自愿服务。小组长干活像长工中“打头的”,带头干认真负责;(2)干部懂生产,派活公道,分工合理。社员能干什么活派什么工,不窝工浪费。因此,评工虽简单,但也能做到大体合理。社员争着要活干,不给谁派活就吵架。评分中计较的不多。许多时候,农民还自动要合理的工分。如妇女耪地工效只达男劳力的一半,他们自动提出只记男劳力一半的工分;(3)农业社帐目清楚。刘安庄农民在农闲时到天津当小商小贩、打零工比较多,都会算个小帐。每个社都有一两个“铁算盘”当会计。有的农业社会计甚至一直当到现在。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农民讲,“后来党的政策像拧螺丝一样,年年紧一扣”,1957年以前还可以,1958年以后,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具体讲:1953年开始把土地分红降为30%,畜力评分也开始调低,干活改为按劳动定额记工,老弱较多、劳力较少的户收入减少了,同时在秋后又实行了粮食统购。这样,有13户社员在天津市区找到工作后就要求退社了。但是,当时农业社对他们没有任何批评、刁难和歧视,就批准了他们退社,划拨了土地,其他社员也没有受到影响。这一年还受了雹灾,收成不如上一年,但农业社仍然很巩固。统购时的留粮标准是不分成人小孩每人每月32斤,但加上自留地仍然够吃。统购粮的价格同市场价一样,同时卖了粮农民能拿到钱。因此,农民还稳定。1955年冬升为高级农业社,并且将5个社合并为1个社,下设14个小队。合作社对小队实行三包一奖,小队对社员实行小段包工加死分活评,再加1956、1957年两年大丰收,每个劳动日的报酬,高的队能分2.2元,低的队能分1.4元。每个劳动力年终能分六七百元。农民说:“高级社虽说政策越拧越紧,但还没乱了套。”1958年以后,开始瞎折腾,大平调。农民种地,吃粮、分钱都没了权。农民起初还不明白,后来人心散了。农民叫:“一年冲、二年愣、三年把眼瞪。”谁也没心好好干了。大平调时,农场白调走2900亩地,农业局的葡萄园又占了2700多亩,后来每亩地只给二、三十元。加上其他占地,到1982年只剩下7936亩地,可人口却增到4900人。修外环线、高速公路还要占1000来亩地,这样平均每人不到8分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农民穷得只能混饭吃。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经济搞活,农民普遍富起来了。1987年,全村2002个劳动力中,700人在村办企业中,250人在天津搞劳务,300人搞汽车运输(拥有45辆汽车),65个个体工商户,其他人在家搞农副业。他们除了种口粮田、自留地、菜地4900多亩外,还有村办葡萄园300亩,承包地1000多亩,承包地主要由十七、八户集中承包。村没有经济实体组织,由村委会统管一切。村委会办有10个工厂、1个农机站和1个农业服务站。村办工业利润上年是47万元,今年计划达68万元。村办工业利润主要用于办企业,补助农机站、农业服务站、文化室、修路和村属其他机构干部职工的开支。农机站拥有6台大型拖拉机、28台打麦机和挖沟机、潜水泵等。耙种一亩地收2元,挖排灌沟渠一米收4角,亏损由村办工业利润补。农业服务站为农户购置籽种、化肥、农药和租赁药械等。全部土地已经水利化,工程由村维护,灌溉水电费每亩交5元包干,其余由村补贴。全村人均收入按可统计的部分计算为635元,实际收入不下千元。万元户最少也有一二十户。农民普遍盖了砖瓦房、吃细粮。农民说:“现在比联产承包前强多了。”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普遍不愿意务农,特别是青年人,就是搞其他行业的收入和搞农业的收入差不多也不愿意务农。认为务农“名声不好”。务农的青年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务农的老农被认为是没有本事的。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反映非常强烈。而离农的人又不敢轻易放弃口粮田和承包田的承包权。因此,有的撂荒多数是不好好种。1985年撂荒100多亩地,区委规定撂荒一亩罚款200元。于是他们借给人耕种。因此,近两年产量上不去,持平还略有下降,老农为农业的前途担忧。实际上务农收入每个劳动日也能合四、五元。搞其他活动,虽说有时每天能收入十元八元的,但并不稳定,即便如此也不愿务农。老农认为,对这个问题主要应从政策上解决。对长期从事其他职业的,应允许收回承包地,保留承包权。如果丧失其他职业,再承包农田,应付补偿费。土地集中由承包大户经营,国家和集体应对承包大户给以经济上的支持。走兼业道路,农业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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